青花釉彩流转，瓷胎温润如玉，一件小口丰肩的梅瓶在明宫深处闪耀光华。朱元璋凝视着这件即将赐予养子沐英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釉里红在烛光中流淌如血。这不仅仅是一件瓷器，更承载着大明王朝的审美意志与权力象征。梅瓶，这一跨越千年的器型，由此进入东方美学的巅峰赛道。
一、赤焰之魂：明太祖的釉里红情结
明太祖朱元璋对釉里红的痴迷，最早源自其深层的文化心理与政治隐喻。生于安徽凤阳的朱元璋在南方成就霸业，而南方在五行中属火，对应赤色，这与他早年参加红巾军、以“朱”（赤色）为姓、“洪武”谐音“红”等元素神秘联结。红色在他眼中不仅是祥瑞之色，更是皇权天授的视觉表征。
从历史发展来看，釉里红在元代基础上被推至艺术顶峰。当氧化铜在1300摄氏度窑火中幻化红色，温差必须控制在10摄氏度以内——温度稍低则色如墨染，稍高则红彩“飞”散无踪，其制作难度不可谓不高。南京博物院藏的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因火候略低呈现玄黑之色，盖上的牡丹纹样却倔强地透出暗红，恰似朱元璋铁腕统治下的一抹柔情。这种对技术极限的挑战，折射出明初皇家对美学极致的追求。
(洪武釉里红梅瓶，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在朱元璋的推动下，釉里红的烧造成为国家工程。景德镇御窑厂汇聚顶尖匠人，以松柴窑火烧制出皇家专用的梅瓶，釉下铜红与钴蓝青花交织，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首个宫廷色彩体系。当这些梅瓶被赐予沐英等朝中重臣时，瓶身朱砂般的红色已不仅是装饰，更是皇权恩宠的物质化身。
二、宝瓶传奇：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的惊世现身
1950年南京街头，古董商陈新民的目光被一只青花梅瓶牢牢锁住。瓶高44厘米，口径仅5.5厘米，纤巧瓶身上“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图景在苏泥勃青釉料渲染下栩栩如生：萧何策马扬鞭的焦灼、韩信临江踌躇的落寞，在水墨般的笔触中凝结成永恒的戏剧瞬间。陈新民当即以5根金条（相当于当时三座宅邸的价值）购得此瓶，却不知自己开启了一段惊动国史的文化传奇。
此瓶来历迅速惊动高层。考古学家辨识出这正是朱元璋御赐沐英的陪葬品，推断其墓已遭盗掘。时任南京市长刘伯承闻讯震怒，下令彻查。观音山沐英墓的盗洞赫然暴露，盗墓贼康永海团伙就此伏法，一件瓷器的现世竟引得雷霆行动。
(元·青花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馆）
历史上，沐英与梅瓶的渊源深植于明初政治。作为朱元璋最器重的养子，沐英平定云南功勋卓著，被视若汉初韩信般的军事奇才。朱元璋赐此瓶的寓意不言而喻：“萧何追韩信”的典故既暗喻自己慧眼识才，又期许沐英如韩信般开疆拓土。沐英视若珍宝，置于书房朝夕相伴，最终嘱其陪葬。六百年后，当此瓶成为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其艺术价值更令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2.3亿拍卖价相形见绌，被誉为“十亿不卖”的国之重器。
在朱元璋构建的森严礼制中，梅瓶被赋予特殊政治使命。靖江王朱守谦墓、郢靖王朱栋墓中，梅瓶与金玉同列，成为皇室身份认证的专属符号。而最触目惊心的一幕出现在湖北钟祥郢靖王墓：考古学家在耳室发现六具少女遗骸，均为殉葬妃嫔——梅瓶的莹润釉光下，竟掩映着人殉制度的血腥。
明初恢复人殉的野蛮制度，朱元璋借梅瓶等礼器构建权力秩序。亲王墓中梅瓶数量、纹饰皆有严格规制：沐英虽非宗室，但因特殊功勋获准以“萧何追韩信”梅瓶陪葬，瓶身韩信形象暗喻其军事才能。当梅瓶被置于楠木棺椁旁，其“久（酒）久平（瓶）安”的谐音寓意，寄托着帝王对江山永固的痴想。
这种礼制化催生了工艺大爆发。景德镇御窑厂创烧釉里红、青花、五彩梅瓶，纹饰从岁寒三友到龙凤祥云，技术从刻花到斗彩。洪武釉里红梅瓶虽因烧制难度常现灰黑（时称“釉里黑”），却成就了凝重端庄的独特美学。梅瓶从日用瓷升华为承载帝国意识形态的礼仪器物。
(碧玉梅瓶 现藏于故宫博物馆）
三、器型之王：梅瓶的千年美学演化
梅瓶素有“器型之王”的美称，冠此美誉已有千年之久，从形态来看，梅瓶的造型美学确可堪称东方造物智慧的结晶。从唐代粗陶酒器到宋明雅器，其“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圈足”的器型历经千年锤炼，被许之衡赞为“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曲线韵律中蕴含极致比例：肩部圆润如满月，腹部内收似柳枝，整体轮廓宛若亭立仕女，宋人谓之“梅韵千年，瓶如美人”。
梅瓶的受欢迎还体现在各朝审美在梅瓶上刻下的独特印记：宋代梅瓶清瘦修长，如素衣少女静立水乡，此时称“经瓶”，据考或是因宋代经筵后以梅瓶盛酒宴饮群臣。而元代梅瓶器型雄健饱满，八棱青花梅瓶配尖顶盖帽，尽显草原豪情，高安出土的六件套梅瓶盖分刻“礼乐射御书数”，彰显蒙元对汉文化的吸收。时至明代，梅瓶在永乐时期达至巅峰：甜白釉暗刻梅瓶釉面如凝脂，器身温润含蓄，台北故宫藏品堪称“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典范。
除梅瓶的形制在不断变化外，其功能亦在不断转变，更映射出丰富的时代精神。唐宋时作为酒器，宋人诗句“酒瓶今已作花瓶”记录其向雅器的转变；明代则晋升为礼制符号，仅皇室与封诰郡王可享随葬特权。桂林靖江王陵出土三百余件梅瓶，置于棺椁四周象征“四方清平（瓶）”。一件器物，竟串联起世俗生活、文人雅趣与幽冥礼制三重世界。
这种升华在清代完成最终加冕。当《万寿盛典》正式定名“梅瓶”，康熙帝以弦纹、月牙纹创新器型，乾隆则以珐琅彩、粉彩极尽奢华。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宣告其为“瓶之王”时，梅瓶早已超越实用范畴，成为东方美学的图腾。
（窑变釉梅瓶 现藏于故宫博物馆）
今日南京博物院展厅，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前人群屏息。釉色苍翠处，似乎可见沐英在云南军帐中摩挲瓶身的身影；胎骨雪白间，依稀回荡着朱元璋对养子“使我高枕无南顾忧”的慨叹。一件梅瓶，竟能载动六百年王霸气度、将帅悲欢，更浓缩着东方造物文明从技术到哲思的巅峰境界。
梅瓶的器型曲线如凝固的时光，从唐宋酒肆流转至明清深宫。当“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在南京博物院重焕光华，其青花纹饰间依然奔涌着明初的风云激荡。而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在伦敦拍出2.3亿天价时，“萧何”梅瓶早已被赋予“十亿不卖”的身价——这不仅是市场的衡量，更是对一种美学巅峰的朝圣。梅瓶以最纯粹的泥土与火焰，熔铸出华夏文明对“器以载道”的终极诠释，在人类造物史上留下永恒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