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河长制”跨部门协同绩效提升之路 —“河长制”下地方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研究-书评|关注全球商业大事件,专业视角解读风口跌宕与商业起伏|DaTa新商业

周林意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上海， 201701）

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治理创新制度，“河长制”的设立旨在破解“多龙治水、群龙无首”的难题。它并非由河长一人完全取替地方政府所有涉水部门的职责，也不是对固有科层制的改革，而是依赖党政领导权威和高位政治势能推动跨部门协同治水。从理论层面而言，跨部门协同是解决流域治理这类公共“棘手问题”的核心工具，其最终目标是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同时，“河长制”虽然取得了“河长上岗、水质变样”的现实成效，但由于自身的不完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隐忧。因而，一方面需要探寻跨部门协同治水绩效，以证明多部门集体行动的优势是否存在；另一方面需要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河长制”进行再提升、再创新，以便更高效地为跨部门协同提供驱动力，推进“河长制”走向“河长治”。为回应上述需求，井冈山大学刘小泉博士撰写了《“河长制”下地方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研究》专著，并于2023年6月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和“河长制”治水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别于西方“协作型政府”的，更符合中国实情的跨部门协同治水绩效评估办法，并对协同绩效影响机制和“河长制”优化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索，对于推进协同治理理论本土化研究以及“河长制”的长效化具有重要价值。

该书著者将协同治理的动因、机制、绩效和路径放置于“河长制”这一中国特色的流域治理制度情境下来思考，系统地回答了“涉水部门何以协同？”“跨部门协同绩效如何测度？”“哪些因素影响跨部门协同绩效？”“如何构建中国情境下的跨部门协同框架？”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除了绪论和结论外，此书主要包括以下七章：第一章，系统梳理“河长制”和跨部门协同两个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阐述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界面管理理论和网络治理理论对“河长制”跨部门协同研究所作的理论贡献；第二章，分析“河长制”跨部门协同的现状，剖析地方政府多部门联合治水的动因及困境；第三章，构建涵盖协同过程、社会结果和环境结果三个维度的“河长制”跨部门协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第四章，选取福建省Q市、江西省N市和陕西省H市为研究样本，将“河长制”跨部门协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应用；第五章，构建“河长制”跨部门协同绩效影响因素概念模型，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然后通过层级回归分析、Bootstrap再抽样技术对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第六章，以国外学者提出的协同治理SFICO框架为蓝本，构建“河长制”跨部门协同SRPCO框架，特别可贵的是，该书没有局限于理论探讨，而是遴选了宁波市和镇江市的多部门联合治水活动为案例分析对象，进行细致的实证检验；第七章，探讨“河长制”的运行逻辑、隐忧及其完善之道，提出8条用于优化跨部门协同流程的可行路径。

与以往研究相比，该专著的主要特色及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扣“美丽中国”时代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加快水污染防治，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该专著既是对以往流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研究的回顾、反思和深化，也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视角助力美丽河湖建设的路径探索。第二，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该专著突破已有文献关于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内容、特征、模式等方面的定性研究，在跨部门协同动因分析、绩效评估、影响机制探讨、理论框架检验等方面均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与实证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问题，也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三，大量吸收借鉴国外文献并将成果进行本土化改造。作者构建的“河长制”跨部门协同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同于地方政府“河长制”工作评价办法，也有别于国外成熟的协作型环境治理评价标准，而是二者的融合创新。该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综合性、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得到被评对象的认同。以协同过程为核心，该书对国外学界代表性的“前情—过程—结果”中介模型进行了拓展，将任务复杂性作为调节变量，尝试性地将现有实证研究中多变量的直接关系模型演变为既含中介变量又包含调节变量的混合模型。这在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尚不多见，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以往国内大部分有关协同治理的研究都是借鉴西方的理论框架，忽视了其对中国问题的适用性，也未考虑“河长制”这一特定的制度背景。著者将“河长”、公众参与、党建引领等中国特色要素融入到国外经典的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中，得到了适用于分析“河长制”下地方政府多部门联合治水活动的整合性框架，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知识增量。